问责不可失焦跑偏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时都是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失败则是教条主义的苦果。

社会主义国家党规与国法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同时又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和国法部分是分离的，部分是必然联系的，党规与国法必然联系是党导法规存在的依据。共产党员应该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有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

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来解放全人类。作为规范性的立宪党导制必须遵循五条基本原则：一党领导、二元宪治、双层民主、三法一体、党导政分。在1905年12月俄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一切是否证明中国只能是党政不分的体制呢？这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起。立宪党导制坚持人民主权，而非党主权，这是宪治的基石，立宪党导制同时肯定代表全民利益的先进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立宪党导制不是立宪的一党主权制，而是立宪的一党领导制。

列宁是非常英明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毫无疑问应该告别革命，否则只有革自己的命，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执政的阶级。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之后仍然倡导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悲剧。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既遵循同一的法治规则，也共同服务于一个终极目的，尊重和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

换言之，依法保卫社会的落脚点仍然在维护社会的自足、自治和自发的自有状态。[1]当代执政党法治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基于社会主义规范建设的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国家法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性建制下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体现了公民与国家在宪法权利和义务上的统一，公民履行宪法和法律义务是公民忠诚国家的法律表现，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则是国家对公民忠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忠诚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对人民之法的忠诚以及人民的自我忠诚。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左倾路线，通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民自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使中国社会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

公民身份认同是国家范围内集体能力形成的前提，家族团结、党派团结以及它们的总和无法替代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团结。[25] 以上的讨论表明，从公民共同体角度理解中国是形成国家法律秩序及其内在规范的逻辑前设。

共同和一体法治观的基础是法律，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等实体在保持自身内在规范的同时遵循了法律的同一标准，然而，法律的同一标准只有在中国国家共同体内才具有优先的普遍效力。修齐治平的路线不仅成为达致人生目标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和天下领域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私人领域（己、家庭或延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等）和国家领域（国家、政府或行使公权力的一切政治组织）都是可以合理存在并受各自规范指导的相对独立领域。一个全职全能的国家和政府只能遮蔽而不能完全替代社会的功能，社会观念和社会法则的变化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页。

[1]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区分性概念间接表达了革命党法治观和执政党法治观。建构法治中国是从法治维度构建正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战略意图和规划，只有运用法治方法和法治思维，才能为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国度提供稳定、连续和规范的保障平台。执政党的法治观有别于国家法治观和社会法治观，也不同于纯粹的法学理论，但执政党的法治观是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具有付诸具体法治的制度效果，也可以较为顺利地形成关于法治的公共政策。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敌人的范围从长时期看呈现缩小的趋势，但还没有到完全消除的地步，只要有一个敌人存在，国家的专政职能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对组织化社会的概念而言，社会有其特殊的组织化法则，在这些法则中，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经济规范等营造了被哈耶克所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些规范是支配和决定社会组织化的主要规范。[14]《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3]亚里士多德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当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然而，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只是公共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形式，它们还不能替代具有私人属性的社会领域。

前立法行为不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程序性权力，[9]而是指在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行动方案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建议权。无法无天是中国社会表达最为混乱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语言，这里的法或可指实证法，天或可指天下之法（公、天理或情理）。[39]参见梁治平：《再续传统，重拾法的公共性》，载前引⑦梁治平：《法律何为：梁治平自选集》。[33]对于锲入全球化运动的中国而言，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历史意识，而是要在保持中国特色前提下如何主动介入全球化进程。[29]参见[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与一百五十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纳现代化进程不同，立志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需要积极寻求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及全球等多层面的跨国合作机制。

[32] 孔飞力的权力掮客论、福山的国家家族化论与梁启超的国家认同虚化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无障碍的关系问题。[2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

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新词的发明或对词语作出新的阐述，一旦法治从法制的概念中分立出来并被作为普遍适用的概念，就代表了一种朝向现代化的价值观和立场。执政党法治观是认识当代中国法治观的前提。

伦理身份认同决定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等同于中华家庭共同体，作为隐喻的家庭成员身份保障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合法性。[1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2页。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范围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解释，并非所有的同胞都是公民，也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是人民，敌人是公民但可以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对法律在治国理政中功能的认识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对法律价值采取轻视或否定的姿态，法律的地位被降至历史最低点。然而，今日之自然法虽然主要体现在以人权为标志的国际人权宪章规则中，但很难说人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即使是被改良的自然法，在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中也难以获得体认。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家人、族人、乡党等都是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在体现或隐或现的封建关系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保家卫国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保家的层面上，相对于家、家族或乡里等家的概念，国家对广大民众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甚至异己的事物。

[37]在天下理念的支配下，即使主权国家以主权之名声称拥有最高的权力，国家也不是最高的政治单位。相关讨论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民主是公民共同体的天然诉求，既然人人都具有法律上的平等人格，在事关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则应当获得人人的同意，同意的方法不限于选举，也包括非选举型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大多数人的同意与少数人的异议之间的制度安排以及代理型民主（事前授权）和代表型民主（事后追认）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公民政治的视野中，依据特定的民主机制，公民要么作为统治者依法治理国家，要么作为被统治者依法接受治理，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好公民观。天下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当中，营造了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想象。宪法性建制要想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就需要构建使法必行之法的机制，使人民之法成为现实社会的规范法则。在正统的国家哲学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首先保障政治共同体的优先地位，才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

这种理解虽然值得称道，但还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解释。法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集权的问题，而是在宪法性建制的框架下如何集权。

[19]秦晖认为，皇权不下县的主张有可能为国家有权无责提供合法性根据。[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如果说1978年至2013年国家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中国，那么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总需求开始从小康中国走向富裕中国或幸福中国，国家治理方式随之需要发生改变，实现从邓小平所说的穷治的老方法向富治的新方法的转变，这或许是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意义之所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身份和同志身份都属于自己人范畴，同时也将一部分社会成员以某种社会学因素的标准（如语言、文化、信仰、出生等）视为外人，形成了我者与他者为标志的内外分际格局。